什么是翻譯的基本功？回答無疑是：熟練掌握中外兩種乃至多種語言文字，以及了解翻譯學的基本理論，并能恰當地加以運用。這樣說當然沒錯，但是在現代復雜的翻譯實踐中，僅有這些顯然還不夠，還要求譯者重視語言學和翻譯學以外的社會因素。這是因為，翻譯是一種社會性勞動，翻譯的成果，并不是由譯者自己享用，譯作是給別人看的。也就是說，譯者從事翻譯的勞動，必須經過傳播并被他人所接受，才能實現其價值；要想翻譯獲得預期的效果，就必須經歷“翻譯——傳播——接受”這樣一個過程。而在傳播（含出版）過程中，翻譯應遵循的不僅僅是翻譯學那些原理，還應該受到傳播領域相關規則的制約。對于后者，我把它統稱為“社會因素”，并把處理好這些非翻譯學術因素對翻譯影響的能力，概括為“翻譯的第二基本功”。
對于“翻譯的第二基本功”，我認為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：
一、善于解讀文字以外的文化含義
理解文字的義項，可以借助詞典，而對文字以外的其他含義，就需要譯者參照原文的背景、上下文的連貫、以及譯者自己的文化修養來判斷。這種文化解讀要求注意：
第一，某些詞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詮釋。如美國辛克萊·劉易斯的名著《大街》中有個詞missions，臺灣、上海的兩種譯本都譯為“教堂”，而樊培緒的譯本則譯為“布道區”，理由是據他了解，上世紀年代美國小鎮上，“missions”還包括了教會學校、信徒避難所、教會福利設施等宗教活動區，比“教堂”要大得多，譯“布道區”似更準確。
第二，某些詞在不同環境下含義會有變化。《尤利西斯》中有句“French Letter”。蕭乾夫婦在笫9章、穆利根身處圖書館嘲笑穆爾教授這種環境中，將它譯為“法國文學”；但在笫14章、莫莉深夜床上提醒自己要查看布盧姆的口袋時，這個詞，蕭乾夫婦改譯為“法國信”，但加注：又有“保險套”之意，而此處金隄則直譯為“保險套”。同一個詞，不同環境，名家卻給出了不同的譯法。
笫三，某些典故或專用詞組有約定俗成的特指含義。如Monteggia，有篇醫學譯文參照發音譯為“蒙太奇損傷”，自然費解。行家知道，這是一個醫學專用詞，稱為“孟氏骨折”。再引譯界一則有趣的往事。早年趙景琛曾把Milky Way照字面譯為“牛奶路”，其實它是指鵲橋相會的“銀河”，以至魯迅為此事寫了一首幽默的打油詩：“可憐織女星，化為馬郎婦。烏鵲疑不來，迢迢牛奶路。”類似事例還有很多。
第四，傳統義項以外還會有非常用義。如arms，傳統都指武器。歐洲一位伯爵家門前掛著arms，其上還畫有7只燕子。一位譯者將其譯為“七燕子武器”，按傳統義項看沒錯，但后來有人查證，才知這一家曾出過七位受爵名人，門前圖案，應為“七燕族徽”。此處arms應取其非常用義。在翻譯俚語時，這種情形尤屬多見，足顯翻譯之難。
二、努力提高目標讀者的接受效果
既然譯文是給讀者看的，那就要盡量讓讀者看懂，能接受。曾有人主張中外文對應翻譯，結果譯文生硬、別扭、難懂，這就削弱甚至喪失了傳播效果，對此我并不贊成。依照接受美學的觀點，讀者的接受程度，是衡量創作和翻譯成功與否的重要尺度。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，僅僅完成文字層面的轉換是不夠的，還必須讓目標讀者接收到作者想要傳達的全部信息；而譯者對這些信息的捕捉和理解，正是譯者需要努力掌握的又一項基本功。它包括：
第一，譯文設計要充分體現人物個性。成功的翻譯，其譯文應該能體現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。例如，美國名著《紅字》中有一句“Goodwives”，這個詞太熟了，燕山版譯為“諸位太太”，沒錯。但是此處的上文是講一些主婦們講話粗魯，出語潑辣，燕山版這種譯法顯得太軟了。譯林版則譯為“娘兒們”，雖只三個字，卻把人物的潑辣勁顯示出來了。還有個有爭議的譯例。楊絳先生在《堂吉訶德》中，曾把西班牙成語“con los pelos en el pecho”譯為“胸上長毛”，林一安認為這是誤譯，應譯“男子漢氣概”，這個爭論一度頗受關注。為此我曾向楊絳先生求證。她告訴我，桑丘說此話有挪揄之意，這個女子，會擲鐵棒，比村里壯男還要粗壯，所以她把這整句話連起來譯為：“天哪，她多結實啊！身子粗粗壯壯，胸口還長著毛呢！”楊先生為突出人物形象，舍“男子漢氣概”而取“胸上長毛”，這種處理是否妥當可以討論，但我認為，不拘泥于表面文字，而能體察人物性格，設計出既符合原義、又生動話潑的語言表達，這確是文學翻譯中必須學會的重要基本功。
第二，要判斷語言環境選擇恰當的義項。在《尤利西斯》中有一句“Wonder is he pimping after me?”金隄譯為：“不知道他會不會是想拉我的皮條？”蕭乾夫婦則譯為：“不曉得他會不會在盯梢？”兩種譯法差別很大。我問過蕭乾，他答，這句語言環境是，布盧姆背著妻子，正從郵局取出一封情人的來信，突然遇見妻子的相好麥科伊走來，心虛的布盧姆于是在心里產生了這句疑問。試想，大白天在郵局門口，怎么會想到妻子的相好要給自己“拉皮條”？這于理于情都說不通。Pimp是有“拉皮條”的義項，但在澳洲又有“密探”之意，愛做文字游戲的喬伊斯，把它引伸過來暗喻“盯梢”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對此，我們不能肯定蕭乾這種譯法就對，但他能運用自己的知識面，根據語言環境來選擇對應義項，這種精神和努力值得加以弘揚。
第三，要重視譯文整體的和諧。中外文單詞、單句的轉換，靠語言功底加上詞典，也許可以大體完成，但譯文之間的連接、搭配、語氣、節奏、以及上下左右氛圍是否和諧貼切，這些就要看譯者的“第二基本功”了。以朱生豪譯的“莎士比亞劇本”為例。朱認為，莎劇大量的是人物對話，把無韻詩譯成散文對白，既有助于傳達原文的意趣，又便于讀來瑯瑯上口，于是他把詩體譯成散文體。為了使莎劇人物的語言，更適應舞臺演出時演員流暢對話的需要，他還特意到劇院去聽話劇演員對白的音韻、節奏和語感，并以此作為自己修飾譯文的參考。他坦言：“必先自擬為讀者，查閱譯文中有無暖昧不明之處，又必自擬為舞臺上之演員，審辨語調之是否順口，音節之是否調和，一字一句之未愜，往往苦思累日。”人們可以不同意朱生豪的這種見解，但是必須承認，朱譯莎劇確實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和贊譽，我國劇院上演莎劇的劇目，幾乎全是采用朱譯譯本就是一個明證。由此可見，朱生豪不僅熟練掌握中英文翻譯技術，還具備超出翻譯學的更廣闊視野的膽識和能力，以至使他的譯作成為了傳世精品。優秀翻譯家這種多方位的基本功，應該成為后人學習的榜樣。
第四，要妥善協調好作者風格與譯者風格。翻譯首先要體現出原作者刻畫人物及行文遣詞的風格，這毋庸置疑，但不是說應該抹煞譯者自己的風格，只是譯者不能喧賓奪主，以譯者風格代替作者風格。許多人都認為，汝龍翻譯的契訶夫作品，既保持了契訶夫那種幽默、俏皮、甚至有點撒野的風格，又體現了汝龍自己長句短說、用詞簡潔、描述貼切的風格，是協調好作者與譯者風格比較成功的譯本。特別是詩歌翻譯，更要強調作譯者兩者意境與風格的協調。詩人卞之琳說過，從文字來講，外國詩歌是不可能翻譯的，只有融入到外國詩人那種意境之中，譯者才能譯出與原詩形似的語言與情感。他說的這種“融入”功夫，是不是也屬于“翻譯的第二基本功”呢？
三、充分考慮譯文可能涉及的法律責任
譯文不僅涉及原作者、譯者、圖照作者及出版者多方利益的分配，而且譯文中某些人物、事件和表述，往往或明或暗地牽涉到可能面對的法律關系。譯者不能埋頭只顧翻譯，必須思考如何防止自己“觸法”。當前最需考慮的主要有三點：
第一，審視有無合法授權。要對照版權保護的規定，審視作者、譯者、出版者各環節之間是否獲得有效授權，范圍多大，有無過期，有哪些附加約定，等等。防止辛辛苦苦譯了出來，竟成了侵權之作。
笫二，分清合理使用與抄襲剽竊的界限。有些翻譯，難免會參考前人已有的譯文；有時在譯文、譯序、譯評中，需要引錄他人作品中某些文字，這就要切記：一要說明引文來源，分清自寫的或引用他人的；二要恪守“合理使用”的度。這個“度”有時不易明確分清，但按我的理解似可包括：意思雖相同，但思維邏輯與表達方式有自己特色；引述其觀點，而未復制論證該觀點的過程，更沒有照搬別人文字中存在的錯誤；僅引用他人個別事例或孤立文字，雖未處處署明引用來源，但通觀上下文主要依據自己的判斷；所有引錄只供教學、研究、公益、內部交流等非商業用途，等等。在被訴抄襲的案例中，無疑有卑劣的“文抄公”，但也確有一些是因界限把握不清，非故意地陷入了侵權窘境，對此不可小視。
笫三，慎重對待刪節。從翻譯學角度講，譯作不能刪節；但從傳播學角度講，因受國家法規和國情等制約，往往不能不刪。有時不刪有麻煩，刪了也有麻煩。在現實中，就出現過這樣兩個成因相反均惹麻煩的例子。
1986年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韓滬麟翻譯的紀實性小說《花轎淚》，原作者是法籍華人、著名鋼琴家周勤麗。她的公公是上世紀40年代上海富翁周聘三，她在書中寫了解放前她受到她丈夫的弟妹及妹夫種種欺凌的情節，此書在法國出版后曾被譯成18種文字。不料1992年，已定居美國和巴西的兩名周家親屬，以該書侵犯了周家某某等人的名譽為由，向南京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譯者韓滬麟。韓辯稱，譯文經周勤麗審閱過，她表示感謝。受法院委托校訂的南京大學法語教授陸秉慧，也確認譯文忠實無誤。但法院還是判定譯者韓滬麟及出版社侵權，責令向原告道歉并賠款，被告上訴后，經江蘇高院終審判定維持原判。盡管許多人質疑這樣的判決，但改變不了譯者受到法律懲戒這個事實。這是不刪惹出的麻煩。
另一樁則是因為刪了而帶來了麻煩。前幾年譯林社出版了一本書，其中有些敘述非刪不可。后來作者代理人以刪節違反了合同為由興師問罪，一時給出版社帶來了很大壓力。后來雙方意見沒有統一，只好由作者收回授權。可見，在翻譯實踐中，什么該刪，什么不該刪，怎么刪，都大有講究。有時光考慮刪節還不夠，甚至要權衡該不該翻譯。像英國作家拉什迪的《撒旦詩篇》，就因為傷害了穆斯林的感情，以致許多國家都放棄翻譯出版。
四、盯住翻譯領域呈現的新事物
進入跨文化時代，翻譯介入的領域更廣泛了。隨著數字傳播技術的發展，翻譯領域出現了許多新事物，傳統意義上翻譯的要求與模式，正在發生變化。因此，譯者也要與時俱進，關心和研究翻譯的新進展，學習并掌握翻譯的新知識。當前需要關注的有：
第一，計算機翻譯。我國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開始有計算機翻譯的研究，改革開放以后，中科院計算機語言信息工程中心及中科院華建集團，在計算機科技翻譯方面取得不少成果。如今中科院、北京大學等機構，在翻譯記憶、電腦模擬語言功能、人機互動、知識工程中的語言轉換等方面，都有巨大進展。翻譯軟件不斷在更新，某些科技資料使用計算機翻譯的比重和合格率都在提高。盡管計算機翻譯不能代替人工翻譯，但計算機翻譯的前景是誘人的，必須予以關注和重視。
第二，字幕翻譯和解說翻譯。配合外文影視圖像而加的中文字幕，以及在國際新聞的現場解說中，常常都需要翻譯。這類翻譯，因受時間與空間限制，不要求全文如實翻譯，只要求“譯意”。“譯意”不等于“意譯”，它不能照搬傳統翻譯的那些原則和方法，并有自己的規律和模式。“譯意”通常要求：反應要快，用詞簡練，節奏同步，抓住事件要領，善于提煉核心詞，摒棄累贅形容詞，解說與字幕要緊扣圖像，等等。也許將來會衍生出一種新的翻譯傳播模式——“解說翻譯文體”。現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，就專門開有計算機翻譯和字幕翻譯的課程，說明這些領域正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。
笫三，網絡翻譯。現在網絡上出現的翻譯，有的是練筆征詢反應；有的是個人興趣翻譯，發給網友分享；也有像“哈利迷”那樣，為了搶先了解“哈七”的內容，根據網上的原文先行自譯。總的看，除極少數雙方有約定的以外，進入商業領域的網絡翻譯，目前尚未形成氣候。但隨著出版數字化進程的加快，網絡翻譯的作用和影響勢必越來越大，與其相應的問題，例如網絡翻譯質量的監管，網絡翻譯收益的分配，網絡翻譯版權的保護，等等，都將成為翻譯必須關注的新問題。
上述種種，也許只是一孔之見，但至少在目前大學的翻譯課中，恐怕沒有或極少會講到。這些算不算“翻譯的第二基本功”當然可以討論，但它所提到的問題，提請從事翻譯教學及翻譯實踐的人多加思考一下，總是大有裨益的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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